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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R圆桌会议：企业在扶贫中扮演的角色 |
| [ 发布时间:2008/12/14 18:42:13 ] |
过去两年来，联合利华（Unilever）和乐施会（Oxfam）一直在合作考察Unilever在印度尼西亚的经营对当地经济发展和扶贫事业产生的影响。这一联合研究项目涉及了印尼联合利华的整个价值链，考察了一系列议题，包括：公司的雇佣政策和行为、从供货到销售整个价值链中的各种关系、公司与市场上贫穷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公司对印度尼西亚当地社区、企业界和政府产生的影响。关于该研究的全文报告题为《考察国际企业与扶贫事业的关系：联合利华在印度尼西亚的特案研究》，敬请登陆www.oxfam.org.uk查看。
2006年9月，BSR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召集了Unilever和Oxfam的领导层，讨论了双方此项联合研究的主要发现，以及企业为经营所在国家的扶贫事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等议题。
与会人员：
Ÿ Santiago Gowland，英国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 Plc），全球企业责任部部长
Ÿ Becky Buell，乐施会（Oxfam），项目政策组组长
Ÿ Jason Clay，报告作者，世界自然基金会环境保护创新中心副主任
BSR：《考察国际企业与扶贫事业的关系：联合利华在印度尼西亚的特案研究》，对于以此为标题的一项研究，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些问题。请问，Unilever和Oxfam是如何决定启动这项研究的呢？
Buell：当时在任的Unilever总裁Niall FitzGerald以及Oxfam的主席Barbara Stocking，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以及“2005年八国首脑峰会”筹备之际，进行了多次谈话。他们讨论了企业能够为扶贫所做的贡献，并且得到了同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合作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研究呢？”他们讨论了多个研究创意，但是最终确定合作研究Unilever的经营对某一个国家的贫困状况产生的影响。
Gowland：是的，《千年发展目标》也非常明确地指出，政府和企业界需要进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合作。Unilever和Oxfam的此次合作就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
Clay：这份报告所做的工作第一次考察了社会发展轨迹。结果清楚地显示，一个以农产品为基础的食品企业与一个采矿企业或者银行相比，前者的社会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这份报告问世之前，我们却几乎不了解这些区别，也不了解这些区别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这次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标准，初步展示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生活消费品企业的绩效状况。
BSR：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企业如何理解扶贫事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哪些障碍和机遇；对于这些问题，此次联合研究让Oxfam和Unilever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对于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们得到了什么认识呢？
Gowland：一些灰色区域是肯定存在的；但是，企业不能介入收入分配之类的领域。有些政策制定是由政府绝对驱策的，事实也理应如此。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分得[Unilever]价值链中26%的价值，用于支持一系列的社会功能。这些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企业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创造全职就业岗位。
公司的行为有些对公司利润有利，但是对社会有害；有些则是对社会有利，但是对公司利润有害；还有一些行为既有利于公司利润也有利于社会；还有一些行为对公司利润和社会都有害。那么，对于公司投资用于盈利但是对社会有害的那些行为，我们该如何处理呢？而某些行为对社会有利但是对公司利润有害，我们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这就出现了很多矛盾。
Buell：我认为，此次研究中我们总结的一条经验就是，Unilever的经营不满足于符合印尼政府的法律规定，而且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企业如果已经达到了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还应该再做些什么？
我们还认识到，政府面临着降低标准的巨大压力。既然政府的力量有限，有远见的进步企业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思考自身的领导地位在这一领域的影响。企业之间的同行压力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此外，企业还能够参与协商，汇集各种资源，共同解决贫困等问题。
至于企业“不能”做的事情，我觉得双方都认识到，我们不希望企业成为公民社会或者政府。
Clay：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负责任的企业所面临的新挑战是学会如何解决问题，进而将问题转变为机遇。比如，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才能采取最佳的措施，并将这些措施更加有效地推广给供货商和零售商。然后，我们还需要将这些经验与其他企业分享，这些企业可能不是我们价值链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现实的情况是，在某个领域里，如果一个企业受到攻击，整个领域都会受到攻击。你的企业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声誉，就是你所在行业的最差的声誉。
BSR：哪些措施能够最好地将企业的商业决策和行为与贫困或者扶贫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呢？
Clay：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企业界在哪些方面能发挥最大的影响力。我们的分析并不是要下结论说：“这点比那点好”或者“这种改革措施比那种好”。我们掌握的数据还不足以进行这种结论性的比较分析。
这项工作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购买棕榈油、茶叶或者木薯的企业对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农民的生活是否具有很大的影响？”非常明显，印尼联合利华公司是当地茶叶和棕榈油的大买主。虽然如此，公司对当地市场并没有构成非常深刻或巨大的影响。
实际上，像Unilever这样的企业，由于供应链中间存在三次、四次甚至五次的交易，已经与最贫穷的生产者隔离地非常遥远。每进行一次交易，企业的影响可能就会减半。所以，等到达终点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努力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Gowland：在这个链条的终端，我们很难测量真正的效果。我们可以说，Unilever销售Unilever品牌的产品，给当地人带来生计，为他们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并不一定能帮助扶贫。
关于削减贫困的基本经济学定律是，扶贫取决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增长；而生产力与提高技术水平有关。因此，企业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分享自己丰富的技术技巧和创新成果。
Buell：类似于此次的研究可以帮助一个企业发现自己的供应链中平时那些被忽视的人们，这一点是社会责任的一个关键环节。这种研究还可以帮助企业认识所有的关系，认识到微小的决策也会产生巨大影响，不是对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是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企业制定的采购决策会对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进行这种分析可以帮助一个企业发现自己在哪些领域做的还不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产生积极的影响。
BSR：最后一个问题是针对某些怀疑论者的，他们认为扶贫不是一个商业问题。根据你们已有的和预计的工作，你们如何回应上述这种观点呢？
Clay：简单地说，我的回应就是，这不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一个商业机遇。
Gowland：我深表赞同。
Buell：我不赞同。把扶贫看作商业机遇，我觉得不是非常恰当。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社会和道德的责任义务。在这种极为贫困、极为不平等的环境中经营，企业所面临的压力就是自身生存和道德义务。如果把扶贫当作商业机遇来对待，就会导致错误的解决方案。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也反感“金字塔底层”这种理论。
Gowland：我们现在似乎在玩文字游戏。关于Buell刚才所说的，我认同其中一点，即这个过程应该由价值做引导。因为企业不能在在社会现实的边缘经营。贫穷是非政府组织、政府、企业以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全局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而且无论你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论你能够做什么，你都需要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社会承担自己的义务。我认为，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而且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个企业应该把这当作自己发展的起点，而不是把它简单地看作捐款的项目。
关于Clay所说的商业机遇，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竞争、股东回报于企业利润竞争这种企业内部博弈中，必须就开拓产品和服务销售问题开展商业案例和商业机遇分析。从Unilever的情况看，这件事首先是一种道德义务；但是，我们也可以从食品结构的角度出发，分析新的商业模式，在金字塔的底层运作。发挥我们产品的作用，改善最贫困人口的卫生和营养状况，就可以带来非常实际的影响。
[补充报道]
相关背景
2002年，印度尼西亚人口的日均消费额分布状况是：
- 53.4%，每天等于或少于2美元
- 7.4%，每天等于或少于1美元
- 18.2%，每天约1.5美元
Ÿ 自从1999年以来至今的5年间，印尼联合利华（UI）税前利润全额的25%（1亿8200万美元）留作重新投资，用于当地的经营活动。
Ÿ 印尼联合利华（UI）在印尼的核心工人队伍有将近5000人，其中大约60%是直接雇用人员，只有40%是合同员工。研究估计，印尼联合利华的价值链为大约相当于30万全职人次的人员提供生计。
Ÿ 在这些就业岗位中，超过一半的人员处于批发和零售环节。据估计，这些环节包括180万个小商店和街头零售处。
Ÿ 价值链中创造的三分之二的价值分配给了印尼联合利华以外的参与者（生产者、供应者、批发者、零售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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